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长期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人们习惯于认为，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是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于是想方设法提出二者的区分标准。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可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的“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修改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及行政法规，违法所得数额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违法犯罪领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违法所得数额含义的明确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办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认定非法窃取比特币行为性质，必须先解决比特币能否成为刑法意义上财产的问题，即比特币所附着的支配权益能否成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比特币的财产属性是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法秩序要求而不断变化的。
本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本罪名属于选择性罪名。刑法理论一般将本罪简称为赃物犯罪或赃物罪。
宪法学与刑法学的本体都应当是解释学，而不是立法论；宪法的基本目的是保护人权，刑法也致力于限制国家机关对公民自由的干涉，宪法与刑法都是公民的大宪章；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都需要在宪法与刑法之间进行循环解释。
当前，网络盗刷交易犯罪频繁，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罪名适用多有分歧。实践中，为了逃避定性困扰甚至出现“一盗到底”的蛮干现象。
互联网非法支付结算产业不断迭代，逐渐形成互联网洗钱生态链，呈现出组织模块化、分工精细化、人员涉众化趋势。刑法相关罪名可以区分为共同犯罪型、事后协助型、相对独立型三种类型，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相较而言，共同犯罪型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有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的可能性。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之下，要合理运用刑法解释方法做出妥当解释，以应对网络洗钱犯罪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
值班律师作用的发挥程度紧密关乎着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构建值班律师实质化参与高效模式，是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正当性、规范性保障，也是防止认罪认罚案件出现错误的有力防线。
近些年来，刑法修正案频繁出台，20余年间对刑法修改达210处，刑法立法可谓是进入活性化时代。刑法修正案在将许多新型危害行为纳入犯罪范畴的同时，也对部分犯罪的制裁范围进行了拓展，犯罪圈不断扩张。适当扩张犯罪圈，既是犯罪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转型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但是，立法活性化需要对相关犯罪化加以理性限制，而非犯罪圈机械扩张，才能充分实现刑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