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明个人观点之前，先要声明一个基本立场：拐卖以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在任何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观念层面和法律制度层面，都是不应被允许和正当化的。我当然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也赞成现行刑法对于买卖行为的双向犯罪化。

接下来所说的，是在上述立场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讨论。即关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即俗称的“买媳妇”的行为，刑法第241条第1款设置了最高3年法定刑，是否过低？应如何评价？

因为主张提高法定刑的观点，而不同意本文的讨论结果，那都是正常的学术分歧。但如果就此推导出本人不关心被拐卖妇女的命运、反对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等等之类的结论，那我就只能建议，最好你看到这里就停下来。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盲山里，按照脱口秀演员杨笠的说法，“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先来看看现行刑法条文中关于“买媳妇”的刑罚配置。

刑法第241条不只有第1款，它总共包括了6款。现全部列出如下：

例如，第2款规定，收买妇女后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按强奸罪论处，而强奸罪最高刑可以到死刑；第3款规定，收买妇女后拘禁或者伤害的，按非法拘禁罪或伤害罪论处，两罪最高刑分别可以到15年和死刑。第4款规定，构成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应当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数罪并罚，而非择一重论处。第5款规定，收买后又出卖的，按拐卖妇女罪论，最高刑可以到死刑。

综合全部条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收买被拐妇女罪的收买行为本身，的确只有最高3年的基本刑，但是，收买之后极高概率甚至是必然伴随实施的各种行为，都是法定刑极高的重罪。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不能仅仅着眼于第241条第1款本身，片面地评价成一个轻罪，而要结合第241条的全部条款综合评价成一个重罪。

以上就是我的基本观点。接下来，我回应下一些争议性的意见。

首先，关于对向犯问题。刑法上的对向犯，本来就有处罚买方和不处罚买方两种情形。因此评价收买被拐妇女的行为，不能仅仅与拐卖行为相比，还要与那些刑法根本就不处罚的其他买方行为——如购买发票、购买毒品（自用）——相比，显然立法者是给予收买妇女以犯罪化的严惩。即使从共同对向犯内部来看，买方与卖方的刑罚也不存在必然相同的规律。有些相同的情形是由于，买卖双方的作用相当，都是促成了一个不得在社会上出现的违禁品在社会上流传，如买卖枪支和买卖假币，但买卖妇女的犯罪对象和法益内容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不能简单类比。

但是，收买被拐妇女罪，是要惩罚什么、保护什么呢？

买方是为了“买媳妇”，既然是买媳妇，就必然是追求与被拐女发生性关系，因此买方必然会触发强奸罪；退一步，即使短期内因为各种原因，如男方精神病、残疾、年幼、不能人事等，不能发生性关系，但是对于反抗的女性来说，也几乎必然地要面临着被剥夺自由、被殴打侮辱的命运，因此买方也必然会触发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

整体评价来说，违背女性意愿的“买媳妇”行为，几乎是天然地内含了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内容。没有这些重罪内容的“买媳妇”，几乎无法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收买被拐妇女罪，甚至可以被评价为是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预备犯。

中国刑法总则的独特规定，即第22条的预备犯，是“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几乎处于被漠视的死角。行为人为了实施之后的强奸，以及压制对方反抗而实施伤害、拘禁等行为，不都是必须要以与人贩子交易，将该女性购买到手为前提条件吗？因此，这个与人贩子交易的“收买”行为，实质上就是后续重罪的预备犯。

预备犯在我国刑法中的境遇本来是名存实亡的。因为刑法各个罪名几乎均不处罚预备犯，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将收买被拐女的行为单独定罪，无论行为人是否实施后续的重罪行为，这难道不是已经体现出对收买行为的提前惩罚和从重打击吗？

如果不同意我的解释，而是完全剥离后续的重罪内容，那么就收买行为本身来独立评价，还能剩下什么呢？

人作为目的的尊严？人身的商品化？女性的物化？恕我直言，如果完全脱离开收买之后对女性的身心伤害，仅仅是一个金钱交易行为本身，难以体现出对这些价值的蔑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在一种按劳取酬的交易环境中，无论男女，出卖自己的脑力和身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即使在合法婚恋的场合，大到权贵联姻的商业利益，小到丈母娘要的彩礼钱，都脱离不开金钱交易。就算是上个非常勿扰或世纪佳缘的征友节目，哪怕是线下的媒婆，也要给介绍人费用。如果不考虑实际伤害，只考虑人的尊严不能被物化，只要关乎人身的商品交易就应当定罪，那至少卖淫嫖娼都应当犯罪化，而不仅仅是违法了。

相信立刻会有人反对说，那不一样，卖淫女是自愿的，但是被拐卖的女性都是被强迫的！

好，我就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方面，设想一下那个场景，人贩子带着一个被强迫状态下的、随时被其拳打脚踢的被拐女，来到某个村落，问有没有人买媳妇。现在作为村民的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买，任由这个女性继续留在人贩子处遭受折磨，另一种是像《被解救的姜戈》中的舒尔茨医生那样，从奴隶贩子手中买下姜戈，让姜戈跟在自己身边，暂时脱离被囚禁和折磨的处境。你觉得哪一种行为更具有罪恶感呢？

当然，如果接下来舒尔茨医生虐待折磨姜戈，那自然有后面的重罪在等着他。但是，就像有人在市场上买下被捕捉的动物后放生，如果买方付出了金钱，从人贩子处解救了女性，甚至包含着后续又遵从女性意愿给她自由的可能性，无论后续可能性是否实现，至此，在法律上已经完成了一个收买行为，仅就买方与人贩子之间的这一交易收买行为本身来评价，他实际上是通过花钱将被拐妇女从被人贩子控制和折磨的状态中，暂时解脱出来（后续如实施重罪会自然会再惩罚）。这种行为本身，难道把它定罪了还不够，还有必要提高更重的惩罚吗？

这里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所谓的交易，不是买方在与那个被强迫的被拐女性之间进行金钱交易，而是买方与人贩子之间的交易。被拐女性的被强迫的意志自由，并不是在这个环节上面因交易行为而直接受损害的。

因为她根本不是在“继续跟随人贩子”与“给买方当媳妇”这两个选项之间被迫做选择，而是从一开始被人贩子拐卖这个起点上就被强迫了。这也是为什么对拐卖妇女的行为严厉打击、设置重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要区分拐卖行为与收买行为之刑度的意义。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的是，现实生活中，女性自愿离开之前生活的更加贫苦的地区，通过人贩子（介绍人？）嫁到买方家里的情形，也并不在少数。

近年来有大量东南亚国家女性就以这种方式成为中国媳妇。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男多女少、难以娶亲，生活贫困但是又强于更加贫困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于是双方合意，中间经过人贩子（介绍人？）的联系，形成了非法的跨国婚姻买卖市场。据媒体报道，在河南的不少农村，一个村庄的媳妇甚至来自于好几个国家，比如越南、乌克兰、缅甸甚至非洲的一些国家，其中尤其以越南的相对较多。

对这种在民事上非法评价的婚姻，在刑法上应当如何评价？这里面存在一个模糊地带，就是妇女意志在其中的因素。如果认为，拐卖妇女罪是人身犯罪，个人意愿是第一位的法益，那么，在女性自愿非强迫的情况下，就会得出排除犯罪的结论。相反，如果坚持这里的法益，是高于个人意愿的某种“人格尊严”“人身不能买卖”“女性不能被物化”的观念，那么，就会得出无论女性同意与否，都应当禁止人口买卖。

但无论如何，即使从最基本的正义感出发，在女性自愿的情况下，总是要与非自愿的情形区分开来。刑法第241条第1款设置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相对于一个高刑期的重罪设置来说，就可以为这种争议和模糊地带留下低刑期的处理空间，各地自己把握政策也能便于施行。

但是客观上来说，刑法真没这么大能力。

“打击越是严厉，潜在的犯罪分子就越害怕，最好设置成死刑，那就天下太平了。”且不说这想法本身就是杀鸡儆猴的把人当做工具的思路，就说这种对严刑峻法的依赖和迷恋，愤怒一上头，也全然不管若重刑主义果真如此有效，天底下早就没有杀人强奸、贪污贿赂了。

刑罚的威慑，从一般预防来说，当然是有一定效果，但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效果。杀人强奸、贪污贿赂都挂着死刑，但是一样前仆后继，未见减少。倘若依靠重刑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那社会治理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经济分析的思路，往往会把所有的犯罪人都预设为足够敏感的理性人，不仅是否构成犯罪，而且是否重刑，也都能显著地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选择。

但是，且不要说具体的个人，就是不同的犯罪类型，对刑罚刺激的敏感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在做是否犯罪的选择时，与眼前的犯罪利益做比较的，不仅是纸面上的刑罚轻重，更重要的是实际被处罚的概率（后面会讲到这一点）。当眼前的利益足够大，或者当被处罚的概率足够小时，纸面上的刑罚轻重，就没那么重要了。

以人贩子为例，拐卖行为的起步刑就是5年以上，最高刑到死刑，而且国家政策高压打击，各地警方抓人贩子都不会手软，这个威慑够大了吧，但还是架不住拐卖行为此起彼伏。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买方的市场利益。

既然如此，有人提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如果想用严刑峻法来威慑住买方，进而遏制住买卖和伤害，那又难了。因为对于买方来说，生活在穷困山区里的各种光棍，买媳妇结婚生子的利益，对他来说可能是必须要实现的刚需，就像在北上广的大城市里生活者要买房是刚需一样，房价再高，他也是要买的。当一个利益足够大且成为刚需，而被严惩的几率又足够小的时候，就算把纸面上的刑罚提高到无期徒刑，那也是见效甚微的。

（以上只是一个客观的刑罚效果的预测分析，不是要在正当性和道德层面把买媳妇与买房子等同。再次提醒一下。）

接下来，再说说为什么会出现买方“被严惩的几率足够小”的问题。

问题在于，人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很多份收买被拐妇女罪的判决中，根本没有判强奸罪、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罪的话，那是为什么呢？

这里先排除掉那些女性始终是自愿的，如“越南媳妇村”之类的案例，就是假定，这些判决都是以被强迫被拐卖的女性为被害人的。那为什么花钱买了媳妇之后，在女性不愿意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强奸、拘禁和殴打行为呢？

会出现那么多尊重女性意愿、即使花了钱也绝不强迫女性甚至连对方要走也不阻拦的老实人，因而没有触犯到那些重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这类人，判处三年以下，就如上文所说，那也并不算轻了吧。

可能会有一些。但是，如果大量判决书显示有这么多老实人的话，你要问我，我只能说，我是不太相信的。

面对拐卖和收买妇女这种地方性特点极其显著的犯罪，我不太相信依靠这些纸面上的判决书，就能得到全部的事实真相。当然这里也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是一种猜测。

关键的问题，从来不在于纸面上的刑罚设置有多高，而在于案发的概率和实际执法的力度。面对有刚需性的买媳妇的农民，指望与这些人历史地、文化地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办案人员去下狠手从重打击，那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因为那些买方原本就是当地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一员。因此，即使因为女方亲属来寻或媒体曝光等原因案发，不得不办理，办案人员也没有强烈的正义动机再去认定强奸、拘禁等重罪，最后也就是按照收买行为的轻刑去处理了，而且往往是搞个缓刑。

中国社会只要一出问题，就开始反思立法，这是连小学生都能写的作文。但是，问题往往不在于立法，不在于纸面上的法律，而在于行动中的法律。

把收买行为在纸面上提升了重刑甚至挂了死刑，满足的只是公众义愤感，还可能倒逼出更坏的结果，那就是当地执法者面对一个“居高不下”的起步刑，可能连定罪都不定了，甚至连解救都不解救了，因为立案就意味着把本地人往死里整，结下世仇，可能在当地都混不下去了。

不妨想一想，有买媳妇的愚昧风俗存在之地，同样生活在当地的办案人员，他又不要当知识分子和社会良心，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呢。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包括立法的修改和调整，都要考虑到具体执行层面执法者的行动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可能完全背离立法者初衷的结果。如果不考虑这些，那并不是真正地关心被拐妇女，而只是顾着纸面上发泄怒火和表达良知。

与改变基层现实相比，呼吁改变纸面条文，那自然是容易多了。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改变纸面的条文，就能逼出新的行动策略。

就算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再不通晓世事的人，在媒体报道或影视作品中，也能了解到解救工作的困难。现在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实际上是给了当地办案人员一条能走通的暗路。他既可以解救被拐妇女，也可以拿捏惩罚的尺寸而不必与当地人结下深仇，他才可能有动机去办案，去实现公众吁求的社会正义。

但是，以我的估计，如果把收买行为的法定刑提得太高，甚至像拐卖行为那样挂个死刑，最后只会逼出更多的犯罪黑数，实际上将会有更多的被拐妇女永不得被解救，因为她的被解救，就意味着买方的重判甚至杀头，那时就一定会有无形的大手罩着这一切，永远不让其逃脱，永远不让案发的局面出现。

现在，再回来看那些没有挂上强奸、伤害等重罪的判决书，你还会认为，这是由于收买行为的立法不到位吗？很可能是，刑期提上去了，最后能在裁判文书网上查到的判例也越来越少了。

然后人们就会欢呼这是立法的胜利，吓得那些死光混再也不敢买媳妇了。就这样，我们就在法条和纸面上实现了正义。

但，这真的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吗？

可能有人会说，不会有那么夸张吧。强奸、伤害等行为没有判，可能是因为不好证明，但是收买行为证明难度小得多，只要把收买行为的刑期提上去了，犯罪分子想逃罪也不那么容易。

这种想法还是太天真了。当立案定罪的后果特别严重时，当地各种力量都会努力避免这一结果发生。买方一口咬定是就是正常娶媳妇，花钱给介绍人，现在介绍人找不到了，全村人都给他出证人证言，只有一个被害妇女的孤证，怎么认定呢？而且为了避免案发，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加大对女性的残害，例如折磨成精神病，甚至搞成哑巴等残忍案件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当地警方面对这种艰难的证据情况，再加上法定刑提升后，会立志要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一查到底，把当地的熟人送进去关个10年？说实话，这只能是善良的人们一厢情愿和纸上谈兵。

总结一下。

上文第二部分，是从报应刑和教义学的角度，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这一罪的本身的罪质内容出发，我认为它实质上相当于是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预备犯，在特定犯罪类型中的实行犯化。就此而言，相对于预备犯普遍不罚的现况，已经是提前和从重的打击。在行为人没有实施后续重罪的情况下，对其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大体上还是罪责相当、罚当其罪的。

如果不考虑后续重罪，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玷污人性尊严的交易行为，撑不起来这个刑罚，也难以回答那些基于解救意图而收买者，同样完成了一个交易的收买行为但为什么显然不能处罚的问题。

上文第三部分，是从预防刑和经济分析的角度，回应“为什么不将收买行为从一开始就设置为重刑以实现更大威慑”的意见。因为刑罚严厉的威慑效果，不是普遍有效地适用于所有犯罪情形的。当买方的利益足够大且成为刚需，而被严惩的几率又足够小的时候，就算把纸面上的刑罚提高到无期徒刑，也是见效甚微的。

上文第四部分，是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基层执法的现实，特别是在那些具有买卖妇女陋习的熟人社区，当地办案人员的行动逻辑。我想说明的是，现在的轻刑设置，客观上也是为办案人员提供了一个可立案审判也可以应付熟人社会的拿捏空间，由此就为被拐卖的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被解救的机会和可能。

但是，如果真的把收买行为提高为重罪的话，那完全可能出现一个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那就是纸面上的判决少了，但实际上的犯罪黑数越来越大。

最后再说几句。

本文的讨论，首先是站在一个法律人的立场上展开的。一个法律人的思维习惯，可能首先是想，在现行立法框架内，能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司法和执法环节，都切实按照法律来的话。

法律人与其他专业人士的一个区别可能在于，除非是法律存在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缺陷或漏洞，否则，不会毫无负担地轻易地提出修法。面对一个正在生效的法律条文，就像面对已经出生的孩子一样，不可能因为发现了一点问题，就决意扔掉再重新生一个。每个人都有成才的空间，法律也一样，经过不断的解释和适用，会找到自己的生命之路。

因为法律人深知，法治的安定性与频繁的变法修法之间，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的。老百姓可以完全不必理会这些，就像在店里挑选衣服一样，按其心意提出修法的主张，但是法律人不能这样。当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理论和制度都不健全的时候，也出现过每篇本科生论文都在谈如何修法的现象。但是发展到今天，至少刑法学科不会再这样了。

作为一个法律人，也深知自己专业的局限性。世界上的问题，有太多并不是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法律来解决的，尤其是刑法，作为具有最后手段性特征的部门法，其实是一部打打杀杀的法律。打打杀杀的确能够吓唬人，但是作用也是有限的，否则，一部刑法治天下，这个社会早就海晏河清了。

可以理解的是，一遇到令人愤怒的社会问题，公众七嘴八舌，但最后的主旋律往往是呼吁刑法严打。的确，没有比把令人厌恶和痛恨的对象弄死，更能消除愤怒的渠道了。但是刑法不能总是想着挺身而出承担这个泄愤的功能。因为泄愤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有效的办法。

拐卖妇女儿童，是人类社会中最丑恶的现象之一。不赞成提高惩罚收买者的刑罚，并不意味着我不痛恨这种行为，只是认为那不是有效的办法而已。

因为这种犯罪的本质，是愚昧落后的问题，而解决愚昧问题，不能完全甚至不能主要指靠法律。

拐卖者和收买者，不把他人当人对待，首先是由于自身也没有把自己当一个真正的人。生活的贫穷，教育的落后，无法理解和认识人之为人的意义，所作所为只是旁观者眼中的震惊和罪恶，但对其自身生活而言，却成为自然而然。

只要有这样的人存在，就必须承认有些地方还处在“愚昧落后”的状态，离最低的文明底线还有距离。对此，只能靠发展和教育去改变，靠严刑峻法是不能让他脱离愚弱的。

美国的废奴运动开始于200年前，但时至今日，恐怕“汤姆叔叔”也未必就完全走出了他的小屋，种族歧视仍然是美国无法回避的社会毒瘤之一。作为一个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拐卖问题，有着更加复杂和沉重的历史包袱、文明洼地和观念障碍，要走出盲山，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绝非一朝一夕可至。它不是经由个案引发的舆情愤怒，推动一个立法条文修改，就能有所奏效的问题。果真能如此简单迅捷，就没有必要以国家的名义，再发布一个要从2021年持续到2030年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了。

一位生活在高档写字楼里面的精致白领，看到办公室里的角落里有几个蟑螂，会尖叫震惊，感到文明环境中居然有如此恶心之物，真是不可思议，赶紧叫保洁进来打扫干净，并要求公司制定严格管理卫生的制度以绝后患。但可惜的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理想的“高档”社会中，也难以用这种方法简单迅捷地解决问题。

因此，在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上，需要承认这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现实，以务实的态度，关键是持之以恒地努力地一点点地清除它，要做好与这些陋习和罪恶长期共存和坚持斗争的心理准备。

附件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自199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依法严惩。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上升势头。

2.注重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司法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涉案地域协调和部门配合，努力形成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合力。

3.正确贯彻政策，保证办案效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坚决依法严惩。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管辖

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依法由犯罪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犯罪地包括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以及拐卖活动的途经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5.几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有权管辖的，一般由最先受理的司法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较多，涉及多个犯罪地的，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6.相对固定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在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实施某一环节的犯罪行为，犯罪所跨地域较广，全案集中管辖有困难的，可以由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的司法机关对不同犯罪分子分别实施的拐出、中转和拐入犯罪行为分别管辖。

7.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争议各方应当本着有利于迅速查清犯罪事实，及时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便于起诉、审判的原则，在法定期间内尽快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确定管辖。

正在侦查中的案件发生管辖权争议的，在上级机关作出管辖决定前，受案机关不得停止侦查工作。

三、立案

8.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审查，符合管辖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接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案、控告、举报的;

(2)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

(3)接到已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可能被拐卖的报案的;

(4)发现流浪、乞讨的儿童可能系被拐卖的;

(5)发现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6)表明可能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事实发生的其他情形的。

9.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论案件是否属于自己管辖，都应当首先采取紧急措施。经审查，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10.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确保有案必立、有案必查。

四、证据

11.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要特别重视收集、固定买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交易环节中钱款的存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清单、乘坐交通工具往来有关地方的票证、被拐卖儿童的DNA鉴定结论、有关监控录像、电子信息等客观性证据。

取证工作应当及时，防止时过境迁，难以弥补。

12.公安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DNA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对失踪儿童的父母，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儿童，应当及时采集血样进行检验，通过全国DNA数据库，为查获犯罪，帮助被拐卖的儿童及时回归家庭提供科学依据。

13.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所涉地区的办案单位应当加强协作配合。需要到异地调查取证的，相关司法机关应当密切配合;需要进一步补充查证的，应当积极支持。

五、定性

1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多个环节，只有部分环节的犯罪事实查证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对该环节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15.以出卖为目的强抢儿童，或者捡拾儿童后予以出卖，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以抚养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或者拐骗儿童，之后予以出卖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16.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7.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8.将妇女拐卖给有关场所，致使被拐卖的妇女被迫卖淫或者从事其他色情服务的，以拐卖妇女罪论处。

有关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事前与拐卖妇女的犯罪人通谋的，对该经营管理人员以拐卖妇女罪的共犯论处;同时构成拐卖妇女罪和组织卖淫罪的，择一重罪论处。

19.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贩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20.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1)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愿，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2)阻碍对被收买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

(3)非法剥夺、限制被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情节严重，或者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有强奸、伤害、侮辱、虐待等行为的;

(4)所收买的妇女、儿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买，或者收买多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5)组织、诱骗、强迫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从事乞讨、苦役，或者盗窃、传销、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6)造成被收买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

(7)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被追诉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有关单位反映，愿意让被收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或者将被收买儿童送回其家庭，或者将被收买妇女、儿童交给公安、民政、妇联等机关、组织，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六、共同犯罪

21.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但是，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

认定是否“明知”，应当根据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供述和辩解，结合提供帮助的人次，以及是否明显违反相关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予以综合判断。

22.明知他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仍然利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卖方情况的条件，居间介绍的，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23.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的人数、次数，以及分赃数额等，准确区分主从犯。

对于组织、领导、指挥拐卖妇女、儿童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犯罪环节，或者积极参与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

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对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别不明显的，可以不区分主从犯。

七、一罪与数罪

24.拐卖妇女、儿童，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淫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25.拐卖妇女、儿童，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26.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进行犯罪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其所组织、教唆的罪数罪并罚。

27.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未成年妇女、儿童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数罪并罚。

八、刑罚适用

28.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情节严重的主犯，累犯，偷盗婴幼儿、强抢儿童情节严重，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情节严重，拐卖妇女、儿童多人多次、造成伤亡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法从重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

拐卖妇女、儿童，并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29.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应当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并切实加大执行力度，以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效果。

30.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被收买妇女、儿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将其作为牟利工具的，处罚时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行为或者与其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31.多名家庭成员或者亲友共同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买人为妻”、“买人为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一般应当在综合考察犯意提起、各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等情节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其中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其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32.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能够协助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具有其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酌情从轻处罚。

33.同时具有从严和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察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次、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此类犯罪发案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决定对被告人总体从严或者从宽处罚。

九、涉外犯罪

34.要进一步加大对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双边或者多边“反拐”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被跨国、跨境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救助工作。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积极行使所享有的权利，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及时请求或者提供各项司法协助，有效遏制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